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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6家“空壳公司”虚开发票，涉税金额2200万元—虚开增值税发票争议
案情简介
高某是新疆哈密市人，其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想在哈密市做生意的河北省廊坊人员李某和薛某。李某把河南人汪某的身份证件提供给高某，高某以开办公司为由向公安机关提供虚假地址为汪某办理暂住证件，然后聘用会计周某在工商部门注册了XC商贸公司，在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在两个月时间内，高某和会计周某在李某和薛某的授意下，使用他人身份证件，采用相同和注册XC商贸公司相同的手段，又先后设立DC商贸公司等5户企业并办理了税务登记。
会计周某以6户企业的名义，先后向主管税务机关申领空白发票1300多份交于高某，高某再通过快递方式将空白发票邮递给河北省廊坊市的薛某。薛某和李某根据其背后的主谋孙某的授意向河北、天津9户企业（注册地地址均为虚假且经营唱过关闭，已经走逃）开具货物名称为煤炭、废钢铁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且此9户企业已经认证抵扣1300多万进项税额，向河北13户企业（均为注册地址虚假或无实际经营能力的“空壳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437份，涉及金额4200余万元，受票企业已认证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710余万元。
另外，辽宁和吉林两地17户企业向XC商贸公司累计开增值税发票763份，货物名称为稻谷、绿豆等，但是17户企业在开票以后，把相关货款随即转入个人开设的“中转账户”，在扣除固定比例金额后，最终转回XC商贸公司银行账户。
稽查始末
新疆哈密市石油新城国税局税务人员在分析企业涉税信息时发现XC商贸有限公司存在发票申请数量大、短期开票金额大以及未按期申报等多项疑点，就移交给稽查部门，哈密市国税局与公安机关联系通报案情，请公安机关经侦支队提前介入，双方成立联合专案组，对XC商贸公司立案调查，发现了薛某、李某、孙某这一系列设立空壳公司、接受虚开发票和虚开没有业务的发票的情形，现在案件已经移交司法部门审理。
明税观察
首先，个人要管理好自己的身份证，防止被不法分子利用注册公司逃避缴纳税款等违法行为；其次，不管是向他人虚开发票还是接受他人虚开的发票，如果没有相关的真实货物甚至还有资金回流都是违法行为，企业切不可触碰法律的红线；再次，即使只是公司老板雇佣的会计，也应当坚持自己的职业操守。
案例二、石化企业“变名销售”，因小失大—偷税争议
A公司是某省甲市的成品油经销企业，同时兼营销售不应税的芳烃类化工产品。B企业是某省乙市的炼油生产企业，生产销售成品油，同时生产芳烃类化工产品。2016年3月-2017年1月，A公司从B公司购入汽油2100吨，柴油1600吨，芳烃类化工产品1900吨，然后再销售给用油企业。
B公司为了避免缴纳成品油生产环节的消费税，提出给A开具增值在专用发票时，把销售给A的成品油的汽油和柴油的品名写为不用缴纳消费税的芳烃，合计每吨汽油和柴油比原价格少收102.9元，A公司同意后，从B公司购入的汽油和柴油都写为芳烃，然后再销售给用油企业，按实际货物汽油柴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用油企业。
2017年3月，国税局对成品油消费税风险防控范围内的企业进行随机分类排查，发现了A企业同名货物的进销存不符合“期初库存+当期购进-当期销售=期末库存”的逻辑关系，涉嫌变名销售。主管税务机关责令A公司补缴汽油消费税4430496元，柴油消费税2257920元，合计补缴消费税6688416元，并且移交公安机关继续查处。并向乙市B公司的主管税务机关通报了相关情况，B公司的主管税务机关继续依法查处B公司的违法行为。
为了防止成品油行业利用贸易企业不缴纳成品油消费税的漏洞，国家税务总局2012年11月6日发布了《关于消费税有关政策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47号），规定“工业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将外购的消费税非应税产品以消费税应税产品对外销售的，视为应税消费品的生产行为，按规定征收消费税”，本案中A公司为贸易企业，且把从B公司购入的不缴消费税的“芳烃”作为需要缴纳消费税的汽油和柴油销售，应当按照47号公告缴纳汽油和柴油的消费税。A公司起初的动机是为了少付油款，但是这种违法操作一旦被税务机关查处，就需要依法缴税，司法机关也会倾向于认为“变名销售”的行为是偷税行为，涉嫌构成逃避缴纳税款罪。
案例三、假发票真支出可在所得税前列支—偷税争议
A公司是北京市一家园林绿化企业。收入主要来源于绿化工程、绿化养护和租赁服务。其中，绿化工程大部分为政府工程，与区域经济联系紧密。2013年取得绿化工程收入33222万元、租赁收入8万元、绿化养护服务收入91万元。该公司2013年收入虽超过3亿元，但同年申报的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款为零，收入利润率畸低。
A公司承接的很多绿化工程在北京市的远近郊区，很多需要与乡镇、农户打交道。为确保施工顺利，公司遵从业内的一些潜规则，采购了很多“不得不买”的树苗。但是很多卖树苗的人开不出发票，于是卖树苗的人就采用其他方式找票来卖树苗。只要是真票，A公司就收下当做进项抵扣。
北京市地税局第三稽查局根据市局提供的线索，通过对该公司的收入费用展开核查，最终查明A公司共取得48张问题发票，涉及金额3600余万元，A公司存在重大“偷税”嫌疑。但A公司称其有关苗木支出是真实的。检查组后以证据为基础，成功复原了A公司采购苗木的真实情况：原3610万元问题发票中，有2583万元支出符合税法规定，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有1027万元支出未能证实其真实性，不允许在税前扣除。综合其他税款、弥补亏损等因素，本案最终查补企业所得税228万元，加收税款滞纳金31万元。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所得税管理的意见》（国税发2008年88号）（以下简称88号文）中提出:“加强发票核实工作，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不得作为税前扣除凭据。”该规定只是限制了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作为税前扣除的凭据，但并未表明，发票是唯一合法、有效的凭证，也没有排除商业合同、付款凭证等其他原始凭证可以作为税前扣除的有效凭证。
《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该法规明确规定了对支出可以税前扣除的三项要求：真实性、相关性、合理性。本案中，A公司证实其真实性和合理性的支出就可以税前扣除。
在实践中，企业一方面应寻求正规的供应商进行交易活动，以确保可取得合规的发票可在所得税前列支。
另一方面，企业在取得合规的发票存在困难时，应在日常管理中注意保留和保存与支出相关的其他资料（如合同、支付凭证、收款确认函或收条、银行或其他电子支付记录或截图等），以证明该支出的真实性、合理性和业务相关性。
案例四、金融创新掩藏下的股权转让交易实质—并购税务争议
境内M基金公司与A、B两家公司的境外股东N投资公司为关联企业。其意图获得A、B两家公司100%股权，从而间接拥有两家企业名下某楼宇的所有权，进而以该楼宇价值为担保对外公开发行企业债券。于是M公司新设立金A公司和金B公司，分别与N投资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金A公司收购A公司100%股权，金B公司收购B公司100%股权，从而实现M公司对A公司和B公司所持有的楼宇的控制权。
按双方合同约定，A、B两家企业2016年度前九个月的投资收益仍归属于原股东——境外非居民企业N公司。待股权转让完成后，A、B两家企业立即对股权受让方分别实行反向合并，即A公司对金A公司进行吸收合并，B公司对金B公司进行吸收合并，合并后A、B两家公司继续经营，而金A、金B两家公司则随后注销。
税局调查人员在审核业务信息时对A、B两家置业公司今年频繁向境外股东分配股息的做法感到困惑。经过调查，最终发现，金A、金B两家公司成立已半年有余，却迟迟未办理税务登记，已经违反了税法规定。并且按照税法规定，境内企业与非居民企业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应于合同签署生效起30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但金A、金B公司同样没有依照规定按时报送股权交易有关资料，从而逃避缴纳相应的股权转让所得税款。
近年来，随着国内金融市场的创新和活跃，产生了各类新型的金融市场交易方式，如本案中的资产证券化业务。企业所进行的新型交易如资产证券化业务虽然可能由证监会等金融管理部门负责监管，但在交易前，要对交易的各个环节进行法律论证，确保各个环节的合规性。尤其是税务有关环节，需要提前进行合规把控，以防对整个交易过程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因小失大。
案例五、有限责任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补缴个税756万元—并购税务争议
北京某企业近两年利润率保持在20%左右，企业正计划上市。该企业股本由875万元增加至7000万元，其中，有6125万元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有7名自然人股东的股本，由540万元增加到4320万元，但并没有缴纳相关个人所得税的记录。
2015年，第六稽查局对税务登记中注册资本增加，没有缴纳印花税记录的企业开展约谈。通过对企业上报的财务报表进行审阅，发现企业所有者权益中，股本科目金额变动较大，由875万元增加至7000万元，其中，有6125万元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有7名自然人股东的股本，由540万元增加到4320万元，但并没有缴纳相关个人所得税的记录。
企业认为：按照198号文件规定的“股份制企业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取得的转增股本数额，不作为个人所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以及289号文件关于“‘资本公积金’是指股份制企业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该转增股本的资本公积，属于股本溢价发行形成的资本公积，不应缴纳个人所得税。
检查人员对该企业资本公积的形成来源，开展了更加细致的检查。通过调取投资协议等资料，发现该企业资本公积形成于2013年，是一家医药公司直接股权投资形成的，没有股票发行过程，属于投资者投入形成的资本公积增加，而非股票溢价发行形成，不符合上述文件的要求，应缴纳个人所得税。
同时，检查人员还针对企业提出的再次转让导致重复征税的忧虑进行了解释，说明再次转让时，本次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的转增额可计入股权原值。经过反复的政策解释，企业最终认可了税务机关的观点，并接受了补缴个人所得税756万元，罚款378万元的处罚决定。
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国税发〔2010〕54号）第二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加强股息、红利所得征收管理。重点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分配股息、红利时的扣缴税款管理，对在境外上市公司分配股息红利，要严格执行现行有关征免个人所得税的规定。加强企业转增注册资本和股本管理，对以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和除股票溢价发行外的其他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和股本的，要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依据现行政策规定计征个人所得税。
2、在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政策中，仅是规定“股份制企业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在不征个人所得税范围之内。
3、但是，同为投资者投入的资本溢价，由于被投资企业组织形式的不同，原有的自然人股东分别适用不同的个人所得税待遇，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着税负不公平的问题；另外，在转股时，由于自然人股东并没有实际取得货币资金，此时就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纳税人也存在筹集纳税资金困难的问题。
案例六、公司发票报销中隐藏的个税—个人所得税争议
某影视公司项目组在拍摄影视片时的费用支出主要包括人员食宿费、设备使用费、交通费和场地租赁费等，由于拍摄地点基本都在外地，而且交易对象较为多元，有法人，也有自然人等，因此许多费用支出无法取得真实票据，因此出现了用交通费、油料费顶替拍摄费用的情况。用于报销拍摄费用的交通费和油料费主要用于临时聘用人员的劳务报酬支出，目的在于不和临时雇佣人员签订劳务合同，减少个税等方面的麻烦。
北京市地税局第六稽查局在影视业专项检查中检查组从调取该公司2013年度和2014年度电子账，发现该公司费用中交通费、油料费所占比重很大，且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符。根据账务信息，检查组审阅了该公司两年的凭证，进一步发现该企业报销的过路过桥费、油料费、停车费发票，数量大且票面金额小。通过与公司自有交通工具比对，和正常的消耗严重不匹配。经初步分析，该企业可能存在个人拿发票报销计入费用，隐瞒个人所得税收入的问题。
税局取得了项目组拍摄影视片时发放劳务报酬的记录，确认了以报销油费方式支付劳务报酬的具体金额，共涉及问题发票1322张，总金额732万元。最终该企业补缴个人所得税100余万元，税务机关对该企业未按照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行为处以1倍罚款。目前税款、罚款总计200余万元均已足额入库。
1、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及《税收征收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支付给临时聘用人员的劳务费应履行代扣代缴义务。
2、针对上述公司许多费用支出无法取得真实票据的情况，建议企业通过建立工作室的方式，取得真实发票进行税前抵扣（即公司将制作费交由工作室进行管理，由工作室统一为公司开票）。税务机关对工作室采用核定征收的方式，其自身的成本票据不会受到税务机关的关注，如此，可以规避公司取得的大量不合规发票或支出无发票的涉税风险。
3.本案中，检查组在前期对同类企业收入成本配比进行了相关调查准备，了解到该类企业的设备、人力成本应该占比较大，并横向对比了同类企业的经营方式，最终发现企业存在隐瞒个人所得税的嫌疑。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信用体系有待完善，基于此国情下“以票控税”成为我国特有的制度。特别是“金税三期”系统上线后，税务机关的计算、对比、比较效率借助数据库大大提高，稽查水平进一步提升，我国的企业税务系统和操作流程已经逐步走向完善,因此企业为了更好地规避税务风险,就要从宏观的角度出发,整体全面地看待税收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和改进,并努力适应这种变化,以一个动态的视角去看待和理解税务政策的变化,时刻保持风险防范意识,合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企业成长和发展。
案例七、外籍员工补贴免税政策解析—个人所得税争议
H资源产品销售公司为某全球500强企业在京设立的独资企业，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净利润约7亿元。该企业主要从事集团公司产品销售业务及集团公司在东亚区总部的管理职能，在京外籍员工近百人。企业为员工报销子女在海外学费、注册费、钢琴费等费用，均未申报个人所得税；此外H销售公司在向外国员工提供住房补贴的同时，将与住房相关的水电费、物业费、甚至打扫房间保洁员的费用也一并纳入免税补贴范围，进行了税前列支。
北京市地税局第五稽查局稽查发现，该企业个人所得税明细申报数据中税前列支补贴数额较高，部分外国员工补贴数额甚至超过其收入总额的50%，远高于同类三资企业20%的平均福利水平。
税局最终查实，H销售公司在子女教育费、探亲费、住房补贴、培训费等外国员工补贴项目上存在扩大免税范围，违规税前列支等问题。根据企业违法事实，该局下发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依法对企业作出补缴个人所得税1600余万元，并处1200万元罚款的处理决定。
在实践中，为了扩大对外交流以及鼓励外籍员工来华工作，我国实行的对于外籍员工的部分所得、费用、补贴免征个税的政策，但是并不意味着外籍员工的所有补贴均可以免征个税，如本案例中所示，该企业由于对于相关政策法规理解的不正确，最终补缴个人所得税1600余万元，并处1200万元罚款。那么，有哪些外籍员工的补贴是可以免征个税的呢，又应如何理解，以下分析供参考。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籍个人取得有关补贴征免个人所得税执行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054号，以下简称54号文），对外籍个人取得的语言培训费和子女教育费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应由纳税人提供在中国境内接受上述教育的支出凭证和期限证明材料，由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对其在中国境内接受语言培训以及子女在中国境内接受教育取得的语言培训费和子女教育费补贴，且在合理数额内的部分免予纳税。该条已经明确了语言培训费和子女教育费补贴应为发生在中国境内的相关费用，本案例中，H销售公司海外学习费用不应列为免征个税的范围。同时，教育费用应为直接用于教育的支出，外国员工子女上学期间的饭费、校车费等非教育类支出，也不应该免征个税。语言培训费主要针对外籍人员个人语言不通，需要培训的问题而给予的税收优惠，而H销售公司报销培训费用（钢琴培训、健身费）显然并不属于这一情形。
根据54号文，对外籍个人取得的探亲费免征个人所得税，应由纳税人提供探亲的交通支出凭证（复印件），由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对其实际用于本人探亲，且每年探亲的次数和支付的标准合理的部分给予免税。又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籍个人取得的探亲费免征个人所得税有关执行标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1〕336号文件）可以享受免征个人所得税优惠待遇的探亲费，仅限于外籍个人在我国的受雇地与其家庭所在地(包括配偶或父母居住地)之间搭乘交通工具且每年不超过2次的费用。按照这些规定，外国员工家属的交通费不能税前列支免征个人所得税。
根据54号文，对外籍个人以非现金形式或实报实销形式取得的合理的住房补贴，伙食补贴和洗衣费免征个人所得税，应由纳税人在初次取得上述补贴或上述补贴数额，支付方式发生变化的月份的次月进行工资薪金所得纳税申报时，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上述补贴的有效凭证，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准确认免税。本案例中，H销售公司将与住房相关的水电费、物业费、甚至打扫房间保洁员的费用也一并纳入免税补贴范围，进行了税前列支，但将众多附加费用支出列入住房补贴费用享受免税政策，并不符合政策法规精神。同时，依据相关规定和北京市地税局根据“三资”企业管理实践制定的《外籍个人八项补贴核查工作指引》，除房屋租金补贴外，物业费、水电费、宽带费、清洁费和保险柜租金费等附加费用，圴不应作为住房补贴支出享受免税政策。
此案例对于雇佣外籍员工的启示在于，企业在利用针对外籍员工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税收筹划时，应当结合税收优惠政策的政策意图以及具有可操作性的细则（如本案中北京市地税局出台的《外籍个人八项补贴核查工作指引》），把握政策中优惠项目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以准确相关政策法规。
案例八、关联企业无偿融通资金遭遇反避税——转让定价与反避税争议
济宁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济宁XX广场项目销售火爆，2013-2015年度连续三年蝉联济宁市楼市销冠。该房地产公司2014年-2015年间调拨资金给关联企业无偿使用。同时2017年6月该房地产公司下属的酒店准备分立经营，涉及旧房转让土地增值税。
2017年，济宁市中地税分局通过该房地产公司关联申报审核、同期资料管理、企业财务报表分析2014年、2015年存在大额其他应收款项，该房地产公司存在关联企业融通资金无偿借款的避税可能，经过调查，最终税局按照可比非受控价格对其进行了特别纳税调整，该房地产公司借给集团公司的资金应收未收利息为9246.81万元，按照当时有效规定应纳营业税及附加522.45万元。集团公司一直亏损，济宁房地产公司盈利，二者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存在差异，2014-2015年度应补交纳企业所得税2181万元，房地产公司所属的酒店分离涉及土地增值税调整，应纳土地增值税323万元。
对于关联企业之间发生的无息资金借贷行为，从目前的法规来看，主要涉及的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风险。
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规定，关联企业之间发生的无息资金借贷行为属于“单位（个体工商户）向其他单位（个人）无偿提供（贷款)服务”，应当视同销售，需缴纳增值税。
一般地，企业融资主要包括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两种。利息可在税前扣除，而股息则不能再税前扣除，同时许多国家对非居民纳税人的利息征收预提所得税税率通常比对股息征收的预提所得税税率低，因此借债的融资方式比发行股票更加具有税务优势。因此对于同属于一个关联集团的跨国公司而言，有动机通过操纵融资方式来降低集团整体的税收负担，也即所谓的“资本弱化”。因此许多国家对关联企业之间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比例作出限制，防范企业进行融资操纵，损害国家的税收利益。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关联方利息支出税前扣除标准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21号，以下简称“121号文”）的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不超过以下规定比例和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计算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的部分不得在发生当期和以后年度扣除，其中金融企业为5：1，其他企业为2：1，符合全额扣除适用情形的除外。
特别纳税调整
增值税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企业或者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经营的机构、场所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而减少其应纳税的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进行合理调整。
所得税方面，根据《企业所得税法》，企业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而减少企业或者其关联方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同时根据《特别纳税调查调整及相互协商程序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6号发布）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实际税负相同的境内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只要该交易没有直接或者间接导致国家总体税收收入的减少，原则上不作特别纳税调整。
据此，对于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如果交易双方没有直接或间接导致国家总体税收收入的减少，原则上不做转让定价调查、调整，反之应进行特别纳税调整。
因此关联企业之间发生无息资金借贷行为，需要关注增值税的缴纳情况，以及是否符合121号文所规定的债资比例，并提前进行风险自查，防患于未然。
案例九、贵州省国际税收领域“受益所有人”第一案—转让定价与反避税争议
A公司是安顺市一家从事水泥生产的居民企业，并且是香港B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香港居民C是B公司的原100%持股人。2011年4月，因资金链断裂，C将其持有的B公司的其中65%的股权转让给位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P公司，转让后C个人持有B公司35%的股份，P公司则成为B公司的控股公司。
2010年12月，A公司和B公司签订外汇借款合同，借款金额2665万美元，借款期限1年。之后每年A公司和B公司都对此份借款合同进行延期合同，合同最终到期时间为2016年12月24日，截至2016年底，A公司共向B公司支付借款利息4125.54万元人民币。
依据《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如果利息所得“受益所有人”是香港居民，则按7%的优惠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因此，B公司申报享受税收安排待遇的利息所得共计2746.75万元人民币，A公司按照7%优惠税率扣缴B公司企业所得税192.27万元人民币，B公司享受减税82.4万元人民币。
2016年11月，安顺市国税局在对所辖企业对外支付数据开展全面核查时，发现A公司长期向其香港母公司B公司支付利息，其中一笔却支付到了台湾，税务局发现了此笔系统原因造成的错误的同时发现了A公司和B公司的借款合同的其他一点，延期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逐年下降，分别从10%下降到6%、4%、3%和2.5%。而2011年B公司持股人C转让65%的股权的主要原因就是资金短缺，但B公司却在2011年以后持续向A公司提供大量资金，且借贷利率远远低于同期市场利率，税务人员对B公司产生了怀疑，则立刻对B公司“受益所有人”身份展开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