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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汇丰(HSBC)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大感惊讶的,是银监会的一个通报。
7月20日,银监会召开了第三次经济金融形势通报(电视电话)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备受各方关注的由地方投融资平台引起地方债务平台的风险敞口问题终于得到了初步的厘清。
根据通报情况,截至6月末,我国商业银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达7.66万亿元。其中,项目借款主体不合规,财政担保不合规,或本期偿还有严重风险(贷款挪用和贷款做资本金)的贷款,只占比23%,其余相当大一部分项目能够直接或间接偿还贷款本息。
简言之,真正存在银行呆坏账风险的地方贷款约是1.76万亿元。
上海银监局局长阎庆民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今年年初开始,银监系统针对各地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情况进行了‘解包还原’的工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问题并不像此前外界预估的那么大,风险主要是集中在县乡镇层面。”
这或许也是令屈宏斌这样的外资银行分析人士感到意外的原因,因为此前国外金融测评分析机构普遍认为,中国的地方投融资平台中的不良贷款可能超过30%。
冲抵呆坏账,银行准备金用不上
今年4月,上证指数从近3200点下跌开始,银行板块成为主力做空板块之一。而从7月初,上证指数从2300多点开始反弹,银行板块又一直是反弹最无力的板块之一。
银行业分析师普遍认为,银行股之所以出现“下跌有力,反弹无力”的情况固然与政府房地产新政有关,但与一直悬而未决的地方投融资平台问题关系也很大。
交通银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分析师告诉记者:“市场对于银行的担忧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从去年开始银监会就不断要求各商业银行提高拨备覆盖率,做足资本充足率,并引发了银行业集体性的融资冲动。”
上述通报提供的数字,或可让市场松了一口气。不过,令人担忧的是,由银监会披露的数据显示,到今年上半年截止,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为186%,同比上升51.7个百分点,但从总体来说,银行业金融机构拨备覆盖率仅为88.5%,同比仅上升24.3个百分点,其所对应的各类资产减值准备金余额1.3万亿元,其中贷款损失减值准备金余额1.17万亿元。
这意味着,即便通过银监会长达两年多针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提高拨备覆盖率、资本充足率等预防风险的努力,整体上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拨备准备金依然无法冲抵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呆坏账风险。
“更何况银行现在的拨备覆盖并不完全是为了应对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由于去年过度宽松的信贷政策,未来出现不良资产率反弹的情况是很有可能出现的。”上述交行分析师告诉记者,“所以寄希望于银行通过自身留存的减值准备金来解决地方债务坏账是不现实的,最多只能是缓解。”
按照此前银行贷款的五级分类法进行比对,上述1.76万亿元贷款被划分为“可疑”类和“损失”类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增加。此类贷款,按照业内分析能够拿回10%~20%本金已经属于较为乐观的结果。
或许,如何、何时核销这些不良贷款,会成为长期困扰银行业的问题。
学者称中央财政可兜底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曙光不久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地方债风险的加大,四大行将有可能面临二度不良资产剥离。因为,以目前的地方财政水平,难以偿还这些债务。
持相同看法的还有瑞信董事总经理兼亚洲区首席经济师陶冬,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中央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应该考虑效仿上世纪90年代末的方式,即成立类似于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方式来剥离因为地方融资平台所产生的银行不良资产。”
截止目前,中国已经历了两次巨额不良资产剥离。上个世纪末,通过财政部发起成立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四大商业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近1.4万亿元不良资产,而到了2004年和2005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再度剥离了工、中、建等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
由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是由财政部发起的,其本质上来说是通过中央财政的方式进行兜底银行债务,也就是用纳税人的钱进行埋单。
在张曙光看来,要解决地方融资平台所产生的债务问题几乎都是需要靠全民埋单来加以解决,除了通过中央财政兜底加以解决之外,还可以通过全民所有制的国有资产变现来偿还,即中央企业和地方国企通过资本市场以股权变现的方式加以解决。如果政府不愿意采用上述两种办法做的话,也可以运用过度的货币发行的方式来解决,即通过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方式,使得原有的巨额地方债务“变毛”,减缓地方的还贷压力。
不过,也有经济学家提出了第四种方式,即通过国债代发特别地方债来转移银行的债务风险。屈宏斌认为,如果财政部愿意发行利率高于现有国债的长期地方债券,相信市场也是能够接受的,而这是一种“以时间换空间”来转移债务的方式。
地方债务风险可控
根据各大金融机构测算地方债务到期日来判断,解决地方债务的问题已变得迫在眉睫。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2012年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将迎来到期还款高峰,届时县级政府融资平台可能面临较大的还款压力。陶冬也认为,2011年或2012年,以城投公司为代表的地方融资平台可能出现问题。
在采访中,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央政府通过财政来为此轮地方债务埋单是“合理的”,也是“应该的”,主要归纳为这样的理由:由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得中央和地方在财权事权问题上形成了权责倒钩,即中央政府获得了六成的财权而承担四成的事权,而地方政府获得四成的财权却要承担六成的事权,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地方政府之所以需要借助地方投融资平台发展地方经济的主要原因。
国家税务总局一位司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没有必要对地方投融资平台的问题过于担忧,以前财政很困难的时期都过来了,现如今中央财政实力已经大大增强了,所以地方债务问题从长远来看不足为虑。”
该司长认为,目前,我国地方债务占GDP的比重在20%附近,加上中央和地方政府举债和外债,我国政府债余额占当年GDP的比重约为50%左右。而按照国际标准,国家债务占GDP比重在60%以下都是比较安全的,我国的政府债务远比美国、日本和其他欧洲国家低得多。